永乐初年朱棣为何宁立病弱嫡长子朱高炽为太子，也不传位功勋次子朱高煦

北平的冬天风硬得像刀，靖难那几年，城里人都记得燕王大儿子总是坐在轿里出入。腿脚不好，走几步就喘，还胖——胖到盔甲扣不上。可这位，就是后来的太子朱高炽。

他弟弟朱高煦，那时却是另一番模样：马上弯弓、箭如流星，在白河沟一战救了父亲性命。老兵们茶余饭后说起，“那一回，要不是汉王冲进来，我们这条命早交代了。”东昌、浦子口两仗也是如此，他像火头军一样，总在最危急的时候杀出来，把父亲从刀山血海里拎回去。

有人说，这样的儿子，不立才怪。但宫里的事，从来不是“谁能打”就行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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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小时候听村里的老先生讲过一个细节，说浦子口那天，盛庸压着燕军打到连旗杆都折了，朱棣拍着二儿子的背，说了一句：“勉之！世子多疾。”老人摇头笑，“你想啊，这话落在年轻人耳朵里，就是‘干好了，将来就是你的’嘛。”所以后来汉王拼命，更觉得自己有戏。

可等龙椅坐稳了，再看手里的牌，就不一样了。摆在案上的，是个病秧秧但名正言顺的嫡长，还有个骁勇但出身稍差的次男。这时候要翻祖宗定下来的规矩，可不是小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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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制这个东西，在明初尤其敏感。《皇明祖训》写得清清楚楚：嫡长优先，不得废黜改立。当年太祖丧长储（即懿文太子）之后，没有挑别的儿孙，而是按“适死则立适孙”的路数，把皇太孙的位置给了建文帝。这些文字，当时抄录下来放进内府，《实录》也记载着。

更关键的是——朱棣自己是怎么上台的？挥兵南下推翻侄子的皇位，本就被史官暗暗记作“非正”。为了堵悠悠之口，他甚至把建文年号从官方史书中抹掉，自称洪武三十五年继位，好像真的是父传子的顺理成章。在这种心理下，他反而更要做足表面文章，“看，我守规矩，比谁都守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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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一点常被忽略：选储君，其实是在选一个未来能让朝廷稳定的人，而不仅仅是谁能力强。在永乐二年的朝堂上，大臣分成两拨——以丘福、驸马王宁为首的一批武将力挺汉王；而多数翰林和六部尚书，则站到了宽厚温和的大殿之侧。他们喜欢跟脾气稳、不乱用兵的人共事，因为天下已定，需要的是守成而非再征伐四方。

南京国史馆旧档案里有份奏疏残页提到，高炽“好经术、喜延士”，意思就是爱读书爱结交儒生，这种形象对士大夫来说简直加分。而且他还是当年由太祖亲封为燕世子的，那顶帽沿光亮得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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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对二儿子的安排，也并非全无考量。有一次我查地方志，看《云南通志》，里面夹带一句：“永乐初议移藩滇中，以制沐氏。”原来当时确实有意让汉王去云南镇守，一方面防边，一方面牵制当地势力。但云南远、水土恶，又离京师万里，对心怀夺储念头的人来说几乎等于软禁。所以当诏令下来，高煦拂袖问罪：“我何罪？斥万里！”闹腾一场，此事不了了之，却也失去了改变局面的机会。

如果真去了，也许历史会换个走向，但这是后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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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那个被称作“好圣孙”的孩子——这段故事带点神秘色彩。据《客座赘语》杂记，有人传说燕王梦见先帝递给他玉圭，上刻八字：“传世之孙 永世其昌”，醒来便闻报大孙出生。这类祥瑞梦境，在宫廷往往会成为潜意识中的理由之一。从此，小瞻基得到爷爷格外宠爱，经常抱在膝上教识字，还曾随驾北巡，被蒙古部酋夸赞聪慧机敏。不过那一年，他才六岁，一个咳嗽发烧都有可能夭折的年龄，用这样的筹码去押宝并不保险，所以只能算锦上添花，而不能左右乾坤的大势。

倒是在之后几年，小瞻基渐渐展露治政才能，比如参与编纂《五礼通考》的讨论，让不少本倾向武将派的大臣开始转变态度，这才真正让他父亲的位置越来越牢固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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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起前年冬天，我路过北京西郊，看见有人遛狗经过一块残碑，上面隐约还能辨认几个字，是嘉靖重修某祠堂留下来的。我蹲下来照相的时候，有个老人凑过那祠堂原本供奉的是永乐朝宗室，包括后来封困岛上的汉王。他叹了一声，说这些人的故事啊，就跟胡同深处那些断墙影壁似的，你隔着砖缝望过去，好像还热闹，其实早凉透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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